2000年以来，印度的服务外包产业从一个提供低技术含量服务的供应方，逐步升级为一个提供高技术含量研发服务的供应方，其服务外包产业升级的成功经验值得深入探究。班加罗尔是印度软件出口的策源地，同时在研发服务业方面也日益专业化。本文以全球价值链的相关理论为支撑，以班加罗尔作为研究案例，在对该城市从软件外包到研发服务业兴起的发展轨迹进行系统回顾的基础上，将推动班加罗尔服务业兴起与发展的原因归结为高素质低成本人才的供应、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战略的转变、本土研发管理能力的提升以及海外人脉网络的充分利用四大驱动因素。

     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势头迅猛。以其中最富代表性的软件及服务外包产业为例，1990年，印度软件及服务外包业年产值总计只有1.9亿美元，到2008年已迅速增长到521亿美元，年均增速高达36.6%[1]。即便在2009年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印度的软件及服务外包业增速有所放缓，但同比增长仍然高达12.9%，产业规模达到588亿美元[2]。

     印度成功地向世界提供了各种服务，这些服务涵盖了从为客户服务中心配备工作人员到软件开发等各个领域[3]。但是，在大多数人眼中，印度仍然是一个提供低工资、低技术含量的软件服务供应方[4-5]。不过，近年来印度研发服务业的蓬勃发展改变了人们的刻板印象。印度软件和服务公司协会（NASSCOM）的数据显示，印度的软件研发服务出口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迅速提高至2010年的79亿美元，占2010年印度整个软件出口的16%[6]。显然，印度的服务外包产业正在从一个提供低技术含量服务的供应方，升级为一个提供高技术含量研发服务的供应方。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印度服务外包业升级的成功并确保其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其中的因素和机制成为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

     被誉为“印度硅谷”的班加罗尔是印度服务外包业迅速发展的一个缩影，这一地区占据着印度软件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班加罗尔不仅是印度软件出口的策源地，同时在研发服务业方面也越来越专业化[7]。根据全球著名创新研究机构Zinnov发布的2011年度全球研发服务供应商排行榜，在排名前10的公司中，有多达5家公司的总部位于班加罗尔（表1），充分说明了班加罗尔在全球研发服务业格局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8]。因此，本文以全球价值链的相关理论为支撑，以班加罗尔作为研究案例，一方面系统回顾该地区从软件外包到研发服务业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对驱动班加罗尔服务外包业升级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与归纳。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和布局，价值链的片段化及空间重组受到高度关注。价值链演变为全球生产系统，并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克鲁格曼认为价值链的切割是现代国际贸易的新主题，他探讨了企业将内部各个价值环节在不同地理空间进行配置的能力问题，使得价值链中治理模式与产业空间转移之间的关系成为价值链理论中一个重要研究领域[9]。Arndt等[10]则使用“片断化”来描述生产过程的分割现象，他们认为这种生产过程在全球范围内的空间分离是一种全新现象，这就使得同一价值链条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通过跨界生产网络被组织了起来。格列芬等学者[11]将价值链理论与产业的空间组织联系起来，并提出了全球价值链理论。

     全球价值链是重新全面审视全球化下经济组织和发展的一种理论工具，用以分析全球产业联系以及产业升级问题。具体指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涉及从原料采集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包括所有参与者和生产销售等活动的组织及其价值、利润分配[12]。产品的生产过程被分解为不同阶段，围绕某种产品的生产形成一种跨国生产组织体系，把分布在世界各地不同规模的企业和机构组织在一个生产网络中，从而形成全球价值链体系，附加值各异的各个环节选择在不同的城市进行空间集聚，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全球城市的价值链体系与网络。

     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要素与资源的配置，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价值链中的部分环节分配到全球最适合的地区进行经营活动，实现公司利益的最大化。跨国企业全球价值链的安排在地理上是有分工的，而且这种安排对于跨国企业来说是有趋同性的，也就是说跨国企业往往会将价值链中相同的环节安排在相同的区域，从而形成以跨国公司为主体，本土企业相围绕的产业集群。这些企业集群更多是全球价值链中某一个或几个环节在某地区的片断化集聚，而非基于完整产业链的产业集群。因此，在全球价值链体系框架下，产业集群的某些特点将发生显著的变化，波特所倡导的产业集群一般拥有完整的产业链的特点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将不再明显。

     作为案例分析的班加罗尔正是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以自身的产业、人才与技术优势为依托，通过专注于全球价值链中高附加值的研发与设计环节而成功融入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与创新网络，发展研发产业集群，进而成功实现了从软件外包到研发服务的转型升级。

2.1 封闭条件下的程序员输出阶段（1980年代中期之前）

     20世纪80年代以前，印度政府奉行内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实行基于进口替代的自给自足型产业模式，印度的软件及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处于政府高度管制的框架之下，印度经济孤立于全球经济之外[13]。一方面，政府对硬件与软件的进口征收高额的关税，其中硬件为135%，软件为100%。过高的关税，极大推高了印度软件服务商的运营成本。另一方面，政府垄断下的通讯基础设施建设不力，致使通过调制解调器下载软件、数据传输以及跨洋协作等这些可以将印度与外部世界连接起来的行为变得极为昂贵[3]。在上述条件制约下，班加罗尔的软件商选择将拥有高超技术的程序员派往国外进行现场工作（On Site），接受客户直接向他们分配的任务，或者加入客户的团队进行程序开发。相比于直接出口程序，外派程序员可以规避在国内的高运营成本并提高工作效率。Balaji Parthasarathy等[7]将早期的这种软件服务模式称为“人体商店”（Body shopping）。在此阶段，印度的软件出口并非程序的出口，而是印度头脑最聪明的软件工程师的出口。

2.2 政府支持下的软件业初创阶段（1984年~1990年代初期）

     甘地当选印度总理被认为是印度软件与计算机产业政策改革的转折点。1984年和1986年，甘地政府连续颁布两项涉及电子、软件、通信等新兴产业的新政策，大幅降低硬件及软件的进口关税，鼓励各种形式的软件出口并允许外资进入。甘地新政标志着印度软件业摒弃了进口替代的思想。1985年，美国德州仪器公司率先在班加罗尔设立海外研发中心，随后摩托罗拉、惠普、北电等跨国巨头也相继进驻[14]，客观上为班加罗尔本地软件服务商的创立提供了滋生发育的土壤。

     1990年，印度政府在电子部的倡导下开始实施“软件技术园区计划”，为印度软件业集群式发展提供空间上的保障与支持。班加罗尔软件园是其中建立最早、规模最大的一个。软件园的开发也为班加罗尔的城市发展提供了空前机遇。1992年，政府在班加罗尔和美国之间架设了印度第一座卫星通信设备，以专门的卫星通信渠道为软件出口提供高速信息交流服务[15]。这些关键的数据通信基础设施，使本地软件商成功摆脱了人体商店的服务模式，有力推动了国内软件离岸服务外包业的发展。

2.3 外资主导下的研发集聚阶段（1990年代初期~2000年）

     20世纪90年代初期，跨国公司海外研发中心的进驻仍局限于小规模，但是，先行者们对于低成本与高素质技术人才的价值诉求得到满足之后，在示范效应带动下，跨国公司一改之前的谨慎态度，入驻班加罗尔的势头与规模大幅攀升。受益于信息与通信技术的高速发展，研发要素空间流动约束性大幅降低而掀起的研发全球化浪潮[16]更是强化了班加罗尔研发集聚的态势（表2）。

     在此阶段，跨国公司以平均每月5家的频率涌入到这座城市的软件园，其中不乏太阳微系统、思科、IBM、英特尔等全球顶尖的软件及计算机公司。在外资吸引下，本地软件商也大量集聚，到2000年，在班加罗尔注册的信息技术企业总数达到了782家[15]。本地软件服务商与外资研发机构之间不断互动，形成创新网络，为班加罗尔进一步接轨国际研发服务市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4 外包驱动下的研发服务兴起阶段（2000年至今）

     进入21世纪以来，跨国研发投资的注入出现新的特征。跨国公司在班加罗尔修建的研发中心通常都比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研发中心规模大，而且从事的工作也更为重要，越来越多的中心从最初为母国同类机构提供支持转向当前的受命研发整体产品。在此过程中，既培养了众多具有国际水准与视野的本地研发人才，同时也为围绕在其周围的本地软件服务商提供了大量的研发外包合同。

     从全球层面看，随着科技竞争的加剧，产品更新速度的加快，以及出于分担研发风险，降低研发成本，缩短研发周期的需要[18]，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研发外包越发普遍，为本土的大型软件服务商提供了市场机遇，并随之出现了沿着价值链高端上行的全新态势。仅在十多年前，班加罗尔的软件公司还只限于从事低层次的系统维护、编码编程工作，而现如今，他们已经能够承接软件研发，系统综合等高端研发外包项目[3]。而“千年虫问题”①的顺利解决，也证明了印度公司有能力承担服务外包领域价值链中的高附加值部分。最新的趋势是，班加罗尔的研发服务业发展已经走向纵深，突破了原有软件研发的范畴，拓展至硬件设计、汽车与飞机核心部件研发、新药开发等多重领域，班加罗尔已从“软件外包之都”成功转型为“研发服务之都”。

3.1 大量高素质、低成本的技术研发人才

     拥有大量的高素质技术研发人才是班加罗尔研发服务业成功崛起的基础性支撑。在班加罗尔及其周围云集了众多名牌高校和政府科研机构。大学方面有著名的印度理工学院、以理工科特别是计算机专业闻名的班加罗尔大学、国立高等研究学院等7所综合性大学，此外还有上百所高等专科学校；在科研机构方面则有印度科学院、国家航天实验室、国际软件科技中心等多家极具研究实力的政府高水平研究所。数量众多的教育和研究机构不仅是班加罗尔重要的知识生产中心，更是班加罗尔高水平技术研发人才的培养与输送中心，每年由以上院校与研究所输出的工程技术人员高达3万余名，其中近1/3是信息技术产业方面的专业人才[19]。目前，班加罗尔拥有近11万具有良好的英语能力与数学基础的服务业外包员工，高质量研究机构与技术人才的大量集聚为班加罗尔的研发服务发展提供了源源不绝的智力资本支撑。

     大量高科技人才的集中也吸引了全球各大跨国公司的研发机构纷纷进驻。跨国公司之所以在印度投资设立研发机构，主要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提高研发产出效率[20]。软件开发成本中70%是人力资源成本，而印度和美国的工程师薪酬相差大约5倍之多。据估计，跨国公司将研发中心迁往印度后能减少约30%的研发成本，以新药临床试验费用为例，在印度的试验费用不到在西方国家试验费用的1/3。长期以来，班加罗尔凭借着为欧美跨国科技公司提供低成本、高质量的以软件外包为主的技术研发服务而享有盛誉，即便是近年来班加罗尔的研发工程师工资呈现大幅上涨趋势，但是对于跨国公司而言，依然能够通过在班加罗尔设立研发中心来实现劳动套利与创新效率的提升。更为重要的是，这种高素质技术人才的低成本比较优势为班加罗尔接轨与融入跨国公司的全球研发网络提供了珍贵的契机。

3.2 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战略的转变升级

     首先，从全球化到本土化再到反向创新，正成为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战略的一种新思路[21]。反向创新包含两个层次的内涵，首先是本地化创新，根据新兴市场研发出具有高性价比的产品；随后是将在新兴市场研发的产品推向全球市场。例如英特尔在2008年推出了第一款完全在班加罗尔研发的商用服务器芯片：至强（Xeon）7400系列处理器，使其能够处理更加复杂的商务企业应用软件。反向创新的出现意味着班加罗尔的研发已经远远超出了当地适应性研发的阶段，已经达到了与发达国家承担的工作处于平等地位的复杂研发阶段。与之相对应的是，位于班加罗尔的跨国公司研发机构规模日趋扩大，功能等级不断提升。例如通用电气的韦尔奇技术中心目前在班加罗尔拥有4300名员工，占通用全球研发技术专家的六分之一，是通用在美国以外的最大的研发中心。这些高等级跨国公司研发机构聘用大量的本地技术人才，与来自母国的工程师共同从事即使在全球范围内亦属于尖端技术的研究开发工作，在以上互动过程中，极大加深了跨国公司对东道国技术转移的程度，使班加罗尔得以通过“干中学”的方式获得更为广泛与深入的知识溢出[22]，并随着人员的流动而持续扩散，进而为本地研发服务水平的培育与提高夯实了知识基础。

     其次，开放式创新正成为跨国公司产品研发新的策略与模式。开放式创新强调创新源来自一切可能的方向[23]，这意味着企业的产品创新模式从线性范式向网络范式转化[24]，产品研发突破了纯粹的企业内部范畴，转向基于企业（供应商、顾客、竞争对手）、研究组织（大学、其他公共和私人研究机构）和公共机构（技术转移中心、开发机构）等经济体间网络化的交互学习和知识流动[25]，企业可以通过合同外包、合作研究、技术转让等方式取得所要的知识和技术。显然，跨国公司以开放式创新为特征的产品研发模式为印度及班加罗尔的研发服务商提供了极其广阔的市场机遇与空间。

3.3 本土研发及项目管理能力的显著提升

     千年虫危机的解决为班加罗尔的软件服务商成功开拓全球的研发服务市场，积累了国际声誉。然而这一偶然事件的背后，反映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