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缘

中国在美国上市的9家服务外包企业已全部从美股市场退市。

6月6日，中国服务外包企业软通动力继文思海辉之后，宣布了私有化。软通动力董事长兼CEO刘天文，与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中国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组成“买方联盟”，提出非约束性私有化议案。

根据该提议，买方联盟计划以每股普通股0.585美元(每股美国存托股5.85美元)的现金收购软通动力的全部已发行股份，包括由美国存托股代表的公司普通股。

北京服务外包企业协会理事长曲龄年认为，中国外包企业的沉沦，部分原因是利润率急剧下滑，但与在金融危机和全球IT产业变革中无法及时转型等因素紧密相关。中国服务外包行业进入调整期。曲龄年称，“目前，中国的服务外包产业到了最艰难时刻，需要新的出路。”

折戟海外市场

2013年上半年，中国服务外包行业经历了20年来最沉重打击。

对于中国服务外包先锋文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而言，美国已是伤心地。

一个月前，文思海辉宣布价值超过6.6亿美元的私有化计划，由黑石集团、公司管理层对公司股权进行收购。该公司由之前的海辉软件国际和文思信息技术公司合并而成，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服务外包企业。

文思的成功“样本”，曾鼓舞了一大批看好中国外包产业的海外投资人，该公司2007年11月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钟声，开启了中国服务外包企业海外上市的先河。此前，文思已获得了来自联想、DCM（Doll　Capi-tal　Management）和红杉在内的两轮风险投资，年增长率高达285.80%。

在文思上市后的三年内，包括海辉软件国际、柯莱特信息系统有限公司、软通动力在内的多家国内服务外包企业在纽交所上市，加速了中国服务外包产业进入全球市场的进程。

但在这三年内，中国服务外包产业的年复合增长率从2008年令人兴奋的62.1%骤降至2011年的5%。曾经以高速增长闻名的外包企业接连达不到营收预期，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海外上市的中国服务外包企业先后退市。

2011年，东南融通被纽交所摘牌。同年，CDC软件被纳斯达克强制退市。2012年，经纬国际、普联软件、千方科技、宇信易诚等中国软件企业先后从美国资本市场退市。

为该行业辩护的人认为，金融危机造成的业务萎缩是造成服务外包企业遭遇困境的根本原因，但事实上，2008年的金融危机并不是中国服务外包企业“全军覆没”的导火索。相反，由于国内市场的需求增长及政府支持等因素，2008年前后，中国服务外包企业承接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年均增幅超过60%。

在中国服务外包产业的黄金年代，文思2009年全年主营业务收入为1.481亿美元，同比增长44.2%，净利润为2150万美元，同比增长33.7%。

2009年，国家有关部门领导人到文思参观时曾提出帮助文思从中国民航总局采购波音飞机的额度中，获得相应比例的外包订单。当时，文件尚未获批，波音的中国市场人员已将“中央指示”汇报给了美国总部，波音总部高层到访中国，考察包括文思在内的多个中国服务外包企业。“当时中国人的服务能力并不输于印度。”接洽波音业务的一位前文思高管回忆。2010年初，波音与商务部签订了合作备忘录，开始向文思发包，虽然波音的试验型项目在文思业务中占据很小比例，但这个里程碑式的合作，证明了中国外包企业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也引起了对手的恐慌。

2011年秋天，NASSCOM（印度服务外包协会）在波音公司举办了介绍印度外包优势的“印度日”活动，该协会作为印度IT服务产业的“市场部”，在印度乃至全球服务外包领域的地位举足轻重。席间，一位NASSCOM的官员拿出一张光盘，向波音公司的高管称，“你们如果向中国发包，用不了一个月，在北京的街头，10元钱一张的光盘就会把你们的知识产权卖掉。”

回忆当时的这段经历，上述文思高管表示，“我们当时得不到太多支持用于反制。由于缺乏国际公关能力，我们没有能力反击。”而在美国当地的波音工作人员透露，当时波音已经准备了相当额度的订单，用于发包给包括文思在内的中国服务外包企业。

2012年春天，波音公司以“中国公司在中国政府支持下有组织地攻击波音网站”为由，单方面停止了与文思的外包协议，双方合作终止。国际竞争中的深层次矛盾，凸显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和行业机构缺失带来的隐患。

与此同时，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使信息服务业的支撑平台发生了变化，也改变了外包的业务模式。

“中国企业离岸外包采用的多数仍是‘大水漫灌’的方式，并未给买方提供个性化和定制化的服务，无法成为利润中心。”上述文思高管认为，“以人计价的交付模式已经无法满足企业利润的增长需求了，所有企业都面临调整。”而美国资本市场对“中概股”的信任危机，则令艰难转型中的中国服务外包企业“雪上加霜”。

2011年8月，因涉嫌财务造假，东南融通被纽交所正式摘牌，退至粉单市场。这家在金融行业曾颇有影响力的IT服务企业的股价由最高时42.86美元跌至2.9美元，缩水了90%。

这起案例是当时“中概股”海外遭遇信任危机的数十家中国企业中“出事”的第一例，也是服务外包行业中唯一的一例。为了消减负面效应，国内服务外包企业曾要求有关部门发表声明，表明中国政府“维护投资人利益，惩戒欺骗行为”的立场，但因为地方保护主义和“一些不为人知的原因”，最终有关方面对此保持了静默。

“相比印度第四大外包企业萨蒂扬电脑服务公司出现财务丑闻时，印度司法机关介入，并前所未有地由政府解散现任公司董事会任命新董事会的强硬态度，中国的‘漠视’间接导致了发包方的信任危机。”一位国外发包企业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

他认为，“服务外包企业在市场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贸易壁垒，保护当地就业等各种非经济型因素的影响。但对资本市场和投资人尊重的缺失，会根本影响市场对中国服务外包企业的信任。”

昂贵的学费

2012年，中国企业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合同金额增长势头明显放缓。2011年到2012年间，文思没有增加一个新的大客户。问题蔓延到整个行业——尽管多数服务外包企业竭尽全力控制成本，但企业的净利润率仍从之前的20%-25%迅速下滑到5%-10%。

北京服务外包企业协会理事长曲龄年认为，造成这种局面至少有三点原因。首先，中国的服务外包企业注重规模，在人力成本不断上升的同时，忽略了人均年收入的提升。事实上，衡量企业提升硬实力的标尺，不是人员规模的高速成长能力，而是能否实现人均销售收入倍增。

2012年，印度服务企业营业收入增速大约是用工增速的两倍，而中国IT软件外包行业在平均人工成本上涨5%-7%的情况下，人均收入在过去8年内都没有上涨。有数据显示，美国IT服务企业人均年收入约12万-16万美元之间，印度企业约5万-7万美元之间，而中国服务外包企业仅2.5万美元左右。

其次，原优质客户业务萎缩，使服务外包企业“屋漏偏逢连夜雨”。如文思在电信行业的大客户，爱立信和诺基亚，都不同程度地陷入困境，缺乏发包动力。

最后，中国服务外包企业大多在1995年前后成立。员工平均年龄27岁，高管平均年龄40岁，没有经历过起伏。团队的不成熟表现在对“利润成年下降，公司价值不被看好”的情况没有预计，高管们的精力主要放在具体业务的运营和交付上，对经济走势缺乏判断。“高管自己都无法稳住，更无法说服员工，半年之内，3000多名员工被裁员或离职。”一位文思海辉的离职员工向媒体透露，“有一段时间，不少部门连预算都搞不出来，更没人对收入负责。”

2012年8月，文思信息与海辉软件宣布合并。文思的16000名员工与海辉的700多名员工组成了国内最大的服务外包企业，但合并没有带来预想中的规模和市场，合并之后，文思海辉股价一路下跌，最低为每股4.95美元。双方市值的总和就从合并之初的8亿美元下跌到5.87亿美元。2013财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文思海辉净亏损170万美元，而上年同期净利润为610万美元。

缴纳了如此昂贵的学费后，5月20日，文思海辉宣布，公司董事会已收到来自黑石集团、公司董事长陈淑宁、CEO卢哲群等管理层的私有化提议，距两家企业正式合并不足一年。

文思海辉的前途尚不可预期，但可以想象，以处理“烂尾项目”成名的黑石将剥离文思海辉的劣质资产，进行业务重组后上市或重新出售。

文思的一位创始人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辛辛苦苦上市，糊里糊涂退市，就像做了一场梦一样。”

与文思海辉可能“受制于人”不同，软通动力有望被管理者回购，在国内上市，前景相对明朗。但与文思海辉一样，在自身的地位不那么稳固的情况下，效仿印度外包企业在美国上市的做法，被证明是错误的。

反思印度模式

软通动力私有化被认为是压塌“复制印度成功”模式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最困难时期，中国服务外包企业人力成本占到营收的75%，加上物业成本、管理成本等费用，“成长性为零，利润率极低的局面”导致公司无法盈利，更无暇创新。对于文思海辉、软通动力或其他中国的服务外包企业而言，被烙上失败烙印之后，能否稳住，并重新出发，将是新的考验。

文思海辉和软通动力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其自身问题，在发展中经历困境和隐忧，伴随着内需市场开发缓慢，中国的政府营改增等不符合服务外包行业高人力成本的现实，在短期内并不会改变。人民币升值，人力成本、管理成本、物业成本的持续上升，仍将在未来很长时间影响中国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

“海外军团”三年内先后折戟，并不意味着中国服务外包业已“穷途末路”。据IDC2012年发布的《中国离岸软件外包市场2012-2016年预测与分析》报告称，中国承接的离岸软件外包市场规模预计“未来五年将会持续以25.3%的复合增长率快速攀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