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商人，就是比别人更懂得抢先把有价值的东西算到自己的账本上。

商业的本质与必然趋势

商业的本质是在市场交换中逐利，而市场交换的基础是物权和人们的需求。互联网时代与工业时代相比，商业上变化的根本动因就是物权分配方式的变化和人们需求的变化。KK在新书《必然》中提到，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可以制造的物品越来越多，每个个体都开始拥有越来越多的消费不完的东西，一切都开始显得过剩。

与20年前相比，今天的我们有了更多的食物（麦当劳、原麦山丘）、衣服（优衣库）、电器（Sony、松下、西门子）、家具（宜家）、房子（万达）……工业发展和消费主义带来了物质生活的过剩，人们需求已经开始慢慢从物质向着精神转变：社交（FB、twitter、微博、微信）、旅行（airbnb）、读书（amazon、当当）、电影（imdb、youtube、优酷、乐视）、音乐（itunes）、文化（豆瓣）、知识（知乎）、艺术（守望者）……

当下，人类的生活方式已经显现出了一种不可逆的、必然的趋势：知识逐步地共享化（开源），产品逐步地拟人化（服务），所有权逐步地临时化（租赁、分期付款），信息传播趋向实时化（互联网）。

在这个必然的过程中，商业基于物权的本质并没有变，就像《小王子》中的那位商人一样，每个互联网企业都拼命地抢在别人前面 把他们认为未来有价值的事物记录在自己的账本上（物权的提前抢占）。

但是与此同时，人们的需求正在发生激烈的变化，在工业时代，由于资源和制造能力的相对匮乏，我们的需求是整齐划一的——专家、品牌和独占技术构成了工业时代消费文化的中心式架构，这种架构既带来了飞速的发展也压抑了人性的自由。而在未来的互联网时代，伴随着生产制造能力的绝对过剩，人们的需求将更多地反应自我价值和个性主张，未来将是“去中心化”的，人性将被再一次解放。

随之而来的变化就是商业社会满足人们需求的组织方式，她现阶段的表现就是从工业时代的物权独占社会（专利独占、物资独占、经营权独占）转向物权共享社会：各种资源的充分共享（开源）、基于信息的精细协作（众筹、租赁）和人与人的实时交互（移动化、可穿戴设备、直播）……就像工业社会替换农业社会时代的必然进程那样，这些信息时代的全新的（也更像原始人的）社会关系正在代替人类过去数百年来社会关系的主要形态。KK甚至大胆地预言，未来我们每个人实际拥有东西的数量将会越来越少，而能够享受到的物质和服务反而会将会越来越多。

过去20年网络红利的实质

过去的20年里，虽然我们一直在提所谓的“互联网革命”，但事实上她才只是像个婴儿一样蹒跚地学会走路而已。即便如此，我们也已经可以观察到网络商业红利发展的一些端倪——她更偏爱出现在那些用互联网的新方式来满足有效需求的商业领域——她的一边是后工业时代过剩的物质供给，另一边是工业时代未被解放的旺盛的人性需求。

这在欧美及全球的互联网领域有一些典型的例子：

1、比如整合出版社和其他企业过剩的库存，来满足人们在购买图书和类似商品时对品类丰富度和价格低廉性的看似矛盾的双重需求（亚马逊）

2、比如借助过剩的网络开发者资源——站长和独立开发者——来满足人们对各种个性化信息的查询、快速获取知识的渴望（Google）

3、比如借助闲置的私家车资源满足人们对出行工具的个性需求（优步）

4、比如整合闲置的房屋来满足旅行者短期住宿需求的企业（AirBNB）

5、比如借助设计和研发来整合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工业制造能力来满足人们对科技产品消费需求的公司（苹果）

……

那些最典型的红利公司基本上都是通过一种网络化或类网络化的物权整合方式来把那些相对闲置和过剩的资源整合到自己的“账面”上，再去解决一个在资源独占时代难于解决的鲜明需求的企业。

中国的互联网公司也同样是这样的商业思路，虽然由于富足程度与美国和欧洲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她们还要面临一些额外的问题（例如社会信用），但是整体的大方向是一致的。比如：

通过整合中国大量闲置过剩的工业、农业生产能力来满足8、90后消费者们个性化的购物需求（阿里巴巴、京东）；

通过整合文艺爱好者们过剩的分享能力来丰富或者简化人们选择文化艺术消费品的过程（豆瓣）；

通过整合相对廉价的网络开发者资源来满足人们在通讯或娱乐等方面的需要（腾讯）。

正常的市场红利，几乎肯定是因为一边有过剩的供给（供给价格相对低廉）而另一边有旺盛的需求（愿意给出溢价），这本身和是不是使用互联网技术没有直接关系。只不过互联网时代促使需求和供给发生了变革，所以才催生了互联网时代的这种新商业趋势。

未来的网络红利

前文提供了一个思考这个问题的角度和框架，这个思考框架主要是在讨论一种商业上的“势差”，或许和雷军谈的“风口”是在谈类似的事情，只是我把我的思考尽量说的直白一些。在设想具体的红利领域之前，我们可以在这样的思考框架下试着分析一下各位答主们提到过的行业：

1、金融

年轻的一代人在新颖的理财方式方面的确存在着旺盛的需求，但是金融产业的供给方——可获得稳妥回报的投资项目——似乎依然是稀缺资源而不是过剩资源，通过互联网的整合似乎并不能直接促使大规模的投资获得更具效益的回报。宜信的成功似乎更多地是因其专注于小额个人信贷，找到了农民、学生、白领（感谢rang stark指正）这样具有较稳定还贷意愿和能力的放贷对象，但追随者们复制这一能力的机会似乎不大。

2、医疗（养老）

老龄化的确是未来严峻的社会问题，但是这个行业目前的有效需求似乎并没有被成功地挖掘。在中国现在的环境下，看病和治病本身似乎在道德上已经不允许继续去强调利润了，而养老院并不存在过剩的供给，同时老人们似乎也并不喜欢去养老院，毕竟民间的道德基础还是养儿防老。我认为老人们现在表现出的最旺盛的需求是被关爱、受到尊重和用晚年时间实现一些人生梦想，无论是晨练、歌咏还是广场舞，这里都存在着巨大的商机，但它们并不像AirBNB的民宿业务或者优步的打车业务那样容易被整合。

3、教育

我从事过大约8年的培训行业，教育问题的确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巨大的问题，而且未来的20年都会持续存在商业上的旺盛需求。但中国教育市场追逐红利的发展瓶颈是：我们本身并不具备足够优秀和丰富的教育供给资源。我们很多大学里的老师，在学校都无法触动（或者无心去触动）学生，所传授的知识与社会脱节严重，校园里本身并不存在学术上的“过剩”。因此在过去的20年，中国民间机构组织教育资源的方式，一直都是将一些企业界的精英或者那些教学价值被校园低估的老师聘请到机构中去授课，这在未来恐怕也仍然是主要的方式。但是，随着中国产业竞争的加剧，企业家和优秀人才的工资将持续上涨，这类资源也将变得稀缺，所以供给上仍然不会变得过剩。在这种限制下红利很难有效地形成。而优质的教育资源在海外一些国家似乎存在着过剩的情况，所以将优质的全球教育资源整合为便利的本国服务可能仍然是未来中国教育互联网公司的主要方向。

4、大数据

该领域的主要问题是中国的开放数据太“脏”，本身不像美国和欧洲有丰富的开源数据“过剩”地供给，如果仔细查看英国和美国等国家在政府、医疗机构、产业门户、教育机构和博物馆的信息开放方面几十年来所做的工作成果，你就不难知道为什么大数据在这些国家被视为显而易见的新机遇。而在如今的中国，无论是那些功能粗放的政务公开化“成果”还是中小企业艰难的信息化现状，似乎都表现出全社会还没有为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做好准备，所以我虽然已经投注了很多精力来研究大数据，但我认为中国的全面大数据化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目前阶段只有局部的小红利而没有全局的大红利。

5、各种O2O

滴滴打车的模式已经验证了，基本上可行，但我认为只是中国地区的红利并不够广阔，存在着投资过热的问题。各种点餐平台是O2O目前最主要的形式，而国内的创业同胞们似乎太强调模式，而缺乏对产业资源结构的框架式思考。中国的餐馆虽然多，但它们生产能力的闲置情况并不是特别大，因为餐饮这种行业本身门槛低所以能生存下来的企业大部分都已经很繁忙，那些具有规模的企业也基本是像麦当劳、肯德基那样把食品服务行业“工业化、流水线化”才保证供给和需求刚好均衡，所以其中过剩的供给情况并非常态。而需求方面，中国城市白领的收入也还没有高到对送餐费多出的几块钱不在乎的程度，所以两方面来看这里的红利基本上是假象。至于有机蔬菜这样的细分市场，也同样存在着类似的结构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也是块只有比较小的细分市场红利的空间，不存在整体的大红利。

虽然我对上述领域多持悲观态度，但我仍旧看好在中国发展互联网的商业模式，机会还是非常多的，20年后一定会有非常多的新模式互联网公司。

下面，我随便举一些例子来展望一下：

私人专业安保

政府已经开始了大刀阔斧的裁军，那么显然未来会出现一批“过剩的”受过军事训练的专门人才，那么需求这一边呢？富裕起来的中产阶级和一些有安防需求的企业对专业化的安全保卫没有旺盛的需求吗？向客户阐述一些新闻里最近出现的富豪绑票案件，恐怕就能触动不少人去聘请专业保镖了。借助互联网来聘请专门的安保顾问难道不是一个好主意吗？（当然我并没有做深入的研究，如果真的要进入这个市场还是要仔细研究一下其中具体的玄机）

为胖子/瘦子/特别嗜好群体的定制服装

中国服装制造的过剩产能绝对在全球是数一数二的，而现在体型偏胖和偏瘦的人以及对服装有特别嗜好的人与日俱增，这些人对服装的需求并不停留于便宜或者一般款式，他们为了穿得更有个性，不被人说成衣服不合身的怪物，是愿意付出溢价的。这其中存在着一个非常可观的需求市场，而传统的服装制造业（即便是优衣库或者小规模制造著称的ZARA）出于成本的考虑仍然难以照顾这个领域的客户需求（我个人真实的体验，优衣库大码服装几乎永远都是断货状态）。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信息（消费者对服装的特别需求）在这个领域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潜在的消费者在网络上比在实体店更容易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从而可以放下芥蒂放心购物。

微型企业聘请临时工的平台

伴随着万众创新的大潮，将会有更多的微型企业快速地涌现。微型企业有人力、场地和服务等多方面的需求，在美国就有WeWork这样的公司通过整块租赁场地进行装修在分拆租赁给微型企业来赚钱。而在中国，北上广这样的城市里面场地仍然是相对昂贵的资源，所以简单粗暴地复制WeWork恐怕是行不通的。但是，微型企业也有需要雇佣临时帮手的各种需求，因为养不起人但是又要完成一些项目工作，所以不得不去聘用临时工。在这个局部领域其实持续存在着过剩的供给（不好找到固定工作的大中专毕业生、培训生），和信息的不对称（难以快速找到能力合适而又愿意受聘的临时工作者），因此我认为这里存在着一个网络化的红利机会。

新农业与互联网

应评论中@常顺的邀请，说说我对新农业的浅见。农业技术对全人类富足的贡献是底层的，它从数万年前开始出现，逐步成为人类生产活动的基础，农业让人类安定下来，人口逐步地增加，在农耕文化下产生了璀璨的文化、艺术和各类信仰，科学和工业发展的基础也是农业。从本质上说，其实我们前几年经常讨论的“人口红利”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就是中国的农业带来的。中国自古是农业大国，而且地理条件非常适合发展稳定的农业，在中国历史上鼎盛的时期依靠着丝绸、瓷器这样的典型农业技术称霸全球的贸易网络…… 所以，农业的互联网化是个很大很大的问题，我自己也不确定现有的知识储备是否能驾驭这样的问题，就像开始说的，粗浅的谈谈算是抛砖吧。

农业产品所面对的市场非常宽泛，其中有两个比较重要的领域：一个是作为饮食原料（吃喝产业），另一个是为工业提供原材料（比如棉花、木材和丝绸等），这次先针对第一个做一些阐述。

在饮食市场的供给方面，今天的中国虽然不是农业物产最富足的国家，但是却具有过剩的历史数据（所谓的饮食文化）积累。我们中国人在历史上是非常非常非常讲究吃喝的文化的，而且可能是世界上关于吃喝的文化积累最雄厚的国度（没有之一），用数据的视角来看就是我们的文字资料里面储备了很多关于吃的元知识数据，我们的传统文化甚至在数千年前就开始把吃和健康结合起来提倡养生。

但是，由于在科学与工业发展的这一轮我们中国起步太晚，导致我们并没有在食品工业领域创造出足够强的商品品牌，相反今天的年轻人都在消费西方人的饮食文化。出现了在后工业时代中国——这个历史上最会吃的国家——的国民反而不知道该吃什么、怎么吃的问题。但是，幸好有一点没有变，我们中国人仍然有投注精力来研究吃喝的文化传统，我们的国民在总体上比英国、德国这些以理性著称的国度的国民会投入更大量的时间来研究饮食，从长期来看这在供给上一定会形成一种过剩。

需求方面，今天老年人在大量地需求养生，年轻人在需求个性化的饮食。由于食品的过剩，人类已经在文化上给工业时代的饮食打了标签——“垃圾食品”。那么，与垃圾食品相对立的另一端是什么呢？我想可以叫做“艺术食品”，就是吃喝的讲究达到艺术的程度，或者“轻奢”的程度。我认为这就是未来具有非常巨大潜力的需求领域。

于是，我们就要思考一下：在中国，对“饮食方式相对（于世界其他民族和地区）过剩的投入”与“未来旺盛的‘艺术餐饮’个性化需求”之间，是否存在利用互联网进行规模化的商业对接的可能性呢？我认为很显然是有机会的，因为对于消费者来说，消费一种个性化的、艺术的饮食，往往意味着提供产品、服务的背后要进行大量信息的整合和复杂的协作，这些需求和供给没有互联网的参与是不能被充分满足和解放的。

当然，你会说现在有不少关于饮食的APP呀，比如菜谱软件或者点餐O2O。是的，这说明很多人都觉得这里有机会，但它们的商业思考往往不符合我说的在“两端之间具有足够大的‘势差’”这一点。比如点餐O2O认为人们对不出门吃盒饭有巨大而旺盛的需求，而供应商这一边又具有过多的库存。这里面的问题我在这篇回答的前段谈过：人们为了不出门吃饭愿意付出的溢价是不高的，因为他们吃的还是“垃圾食品”，而且不出门的同时也牺牲了外面的就餐环境；更何况餐饮行业的剩余库存并不像亚马逊所从事的图书行业那么典型——中小型餐饮店生产食品的边际成本的下降并不像图书印刷这样地具有边际递减优势（盒饭一次做得多也会降低成本，但降低的比例已经不那么大了，尤其对中小餐馆而言）。这种“势差”的不足，是会构成商业上的发展瓶颈的。而我前面所猜想的这种势差，一边可以构成溢价，另一边存在着过剩供给，看起来比O2O的机会要多一些。

制作了一幅我文中提到的“势差”理论的简单示意图

因为我也是一边回答这个问题才一边思考到这样一个理论，前文的叙述难免啰嗦了一点，所以做了这么一张小图给不喜欢读太多字的朋友速读一下：）

再解释得小白一点，产生持续红利的先决条件就是做买卖所讲的“供需两旺”，但是在供需两旺的条件已经具备之后，关键的一步就是打通通路，这背后最基本的、朴实的逻辑差不多都是“要想富，先修路”这条俗理了。

以农业技术为主导的古代商业为例，要做到某个市场的供需两旺，达成所谓的红利最大化，先要占据核心的生产资源，比如土地、种子、人手和种植技术——中国古代就具有瓷器、丝织品这样的核心技术，当时这是中国最高的机密之一也是国家重要的竞争优势，造成了非常大的出口红利。当时为了把丝绸运送到中亚和欧洲赚取红利，商人们一步一个脚印地淌出了一条“丝绸之路”。

工业革命后也是一样，英国人率先依靠改进纺织这样的产业，组织国内的剩余农业劳动力去变成纺织工人以及各种工人，达成在本国某种工业产品的过剩。

而英国人又需要来自全球的其他“过剩”物资——比如咖啡、水果、烟草甚至奴隶。这一轮红利的前提同样是供需两旺，而所修的路，就是“大航海”的各种海上路线。

互联网经济所处的当代，全球市场已经充分地细分，但基本的红利原理我认为不会变。网络公司所干的事情，也是修路。只不过修的可能是一条半虚拟半真实的路，每一波红利的前提，依然是供需两旺，而中间没有修通的路，必须是借助互联网的方式修起来比较有优势的。

聊了很多产业结构，还没谈到背后巨大的社会价值观背景。美国的互联网第一代巨头企业的创始环境是在所谓的后现代主义的社会大背景价值观下，这一背景下的三个主要的价值观念就是多样性、自由和选择，可以说物质的相对过剩、消费者追求更自由的消费方式以及在众多物质和文化中进行理性的选择是整个西方社会发达国家面临的重要主题，也是深深植入这一代企业骨髓中的价值观。

而在中国，我认为我们才刚刚进入到和他们类似的这样一个时期，而且是在30年非常快而潦草的增长之后忽然到达这个状态的，这导致我们的企业家在追逐红利时更容易思考和认同现代价值观念的那些因素（比如我自己也是成长在工人家庭，我也是相对来说更信奉科学的力量），而难以一下子抓住互联网背后价值观的精髓。

仔细看看图中的几个时间轴示意，或许能更理解我说的意思吧。

（文：知乎，守望者创始人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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